当22岁的宋神宗赵顼与49岁的王安石经过一番深谈之后，他们共同开启了大宋的变革时代。 这是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，跻身执政之列，开始颁行新法。尽管此后围绕新法的施行演变成朝堂上的派系乱斗，但这个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从这一年起，直至北宋亡国的将近60年间，所有的朝廷政治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及此。 风起于青萍之末，在此两年前，我们已经从王安石的一阕词中，听到了大时代变动的先声。 当时，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因久慕王安石之名，起用他为江宁（今南京）知府。在江宁任上，王安石登上金陵故都，凭高吊古，写下了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： 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千里澄江似练，翠峰如簇。归帆去棹残阳里，背西风，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鹭起，画图难足。 念往昔，繁华竞逐，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此，谩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后庭遗曲。 ——王安石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 词风雄浑苍凉。王安石表面是在感慨六朝兴亡的历史，实际上却不忘眼前危机重重的现实。他最担忧的，是大宋的未来。 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周汝昌评价，王安石“只此一词，已足千古”。 一流的政治家一出手，就在高手如云的两宋词坛站稳了脚跟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北宋大变革时代伴随着这阕宋词的沉郁叹息，渐渐拉开了帷幕。 20岁的宋神宗刚登基，就被认为具有“中兴英主”的资质。与他的敏锐精干形成反差的是，他接手的帝国在“仁宗盛治”的美誉之下，已经陷入了财政困局。 宋神宗即位没几天，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，赫然写着八个字—— “百年之积，惟存空簿” 。国家真是穷到快揭不开锅了。在“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”的社会环境和“三冗”（冗员、冗兵、冗费）的现实危机中，大宋正在无可挽回地堕入衰世。 变革，于是成了落在宋神宗肩上的历史使命。他别无选择，无法像他的父、祖辈一样，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守成之君。 这名年轻的皇帝找来了曾参与发动“庆历新政”的三朝老臣富弼，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。富弼却告诉皇帝：“陛下即位之始，应当广布恩德，与民休息，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。”当年的改革者老了，热血变凉，不愿再提往事。 然而，当年轻的皇帝在寻找热血的辅臣之时，一个天生的改革者也在寻找支持他的明君。 宋仁宗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等人发起宋朝的第一次政治变革。由于权贵的阻挠与反扑，变革者很快被排挤出朝廷，仅仅一年多后，庆历新政宣布失败。但这场昙花一现的变革，却点燃了年轻的进士王安石胸中理想主义的火焰。此后，这团火未曾在他心中熄灭。 他给宋仁宗上过万言书，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。但石沉大海。 他只能在地方实践变法的理念，蛰伏、磨砺和等待。为此，他多次放弃留在京城的升迁机会，请求调到地方为官。 这样一个“不忘初心”的人才，终于等到了一个有魄力收拾旧山河的皇帝。当宋神宗准备重用王安石，召其进京讨论治国方政时，王安石说，一定要 “变风俗，立法度” 。宋神宗兴奋地连连点头，好。 王安石的变法理念是一个庞大的体系，具体包括青苗法、均输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、农田水利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、坊场法、将兵法，以及设军器监、扩大茶盐专卖、改革科举制度等十多项措施。这些措施如疾风骤雨般推行下去，震动了整个社会。 首先在朝堂内部就产生了急剧的分立。 基于不同的利益，或不同的理念考量，士大夫阶层分裂成两大派别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新党 与 旧党 ，或变法派与保守派。北宋出牛人，但牛人全毁于党争。这是历史上最遗憾的事之一。 ▲王安石画像。图源：网络 王安石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，司马光只好出走到洛阳担任闲职，带着一帮学者用15年的时间编撰《资治通鉴》。 表面是半退休的状态，实际上，他也在蛰伏、磨砺和等待。 司马光早年跟王安石一样，也是朝廷上的刺头，爱上奏折请求变法，且不时流露出不惧皇权的性情。可他后来并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。 他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“分道扬镳”，源于二人变法理念的差异。简单而言，司马光要民富，王安石要国强；司马光要节流，王安石要开源。 二者的区别在于，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，要增加国库收入，就要发展经济，把蛋糕做大，实现所谓的“不加赋而国用饶”；可在司马光看来，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，所谓“天地所生货财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间则在公家”，国家要理财，只能不断取之于民，就是要与民争利。 但政治的对立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。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，他们与吕公著、韩维并称为 “嘉祐四友” ，年轻时经常聚在一起玩。眼下，为了阻止新法推行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，长达数千字。他说王安石是位贤臣，可“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”，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，听不进批评意见，“用心太过，自信太厚”，才招致天下非议。 王安石也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，其